桑原

冰与雪,周旋久。

[Dunkirk][空军组]归来

Summary: 经过不列颠空战的Collins和从战俘营归来的Farrier久别重逢。


人物属于彼此,错误属于我

历史地理等错误请指出


归来

 

Collins接到指挥部调令的时候,是九月一个阴沉的下午。他在休息室里就着半杯将冷未冷的红茶,读翻译版的《制空权》。通讯员推门而入,叫他立刻去机场集合。

那天云压得很低,但不下雨。Collins跑步到达机场的时候,空地上整整齐齐地站了一个方阵的年轻人,扫一眼人数,不多不少两个中队。里头的面孔半生不熟,跟他一样都是七月份才调来的,多数不过是点头之交。

三小时后,这两支飞行中队在夜色的掩护下起航,目标伦敦。

起飞的时候,新月的一头从云层里刺出。Collins戴上呼吸罩,望着半钩月,沉默着许下一个愿望。几个月前,他在机场附近,小镇的麦场上,给身边围了一圈的小朋友们讲故事。他说希腊神话里的菲碧女神,会在新月时分,满足人们许下的愿望。

那时Farrier叼着一根草梗,蹲在远处望着他。

 

这是Collins在北部航空兵群的第三个月。小镇信息闭塞,所有有关南部的消息都来自报纸和广播。Collins认真地读每一条,渴望从中获得Farrier的一点线索,可是他没有。

唯一一条消息,是回到英国后的第四天,《泰晤士报》报道了这位海峡上空的传奇飞行员。报道来自一位陆军士兵的口述。他和沙滩上千千万万的士兵们,亲眼看到这架旋翼静止的喷火,击落一架敌机后,向着防区之外滑翔。

“他保护我们许多人可以回家。”

记者联系了航空司令部,得到当天派出护航任务的战斗机编号,和飞行员名单。报纸向民众公布了这位飞行员的名字。

苏格兰低地的月光下,Collins灌下一口威士忌,像迫降当日,被困在机舱里,灌下一口冰冷腥咸的海水。他攥着那张绵软的报纸,有些喘不过气。

Farrier,谁来保护你回家?

 

毕业之前,Collins在Farrier手下当过半年的见习飞行员。不知从哪一天起,Farrier不再叫Collins的名字,只叫他Corn,简短又有点亲昵,像是对小孩子的称呼。Collins曾正式提出抗议,Farrier却说,他有玉米一样柔软又温暖的金发。

和笑容。

实际上原话是:“剪剪你玉米一样的金毛,就不叫你。”

Collins只是微笑,那时他留着半长的金发,在微风里拂着。

Farrier天生带着一点爱尔兰的豪迈粗犷,却是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。他不太说话,但喜欢开两句不甚文雅的玩笑。Farrier自己也承认,没读过两年书,从小在街头混大,选进皇家空军学校,成绩垫了底,才开始知道好好学。

而Collins总是温和地笑着,话很多,也很懂得分寸和轻重,是人缘极好的年轻人。他是温暖热情的,却又带着一点礼貌的疏离,像与他眸色相近的那片天空,寻常的不能再寻常,却触不到。

这两个人被分到同一机组后,却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形影不离。他们都有点跳脱的野路子,Farrier的战斗技术惊人,战术思想也惊人,中队里很少有人跟得上他的思路,Collins却能轻而易举地补完他画到一半的战术图,因此同事们将其归结于他们长着连在一起的脑子。

而实际上,他们有相同的搏击长空的骨。

Collins和Farrier的相遇还要追溯到两年前,是在克兰威尔空军学校。那天Farrier作为优秀毕业生,应校长之邀,回校为在校生们做一次飞行表演。

是个夜露未晞的清晨,Collins在林间跑步,跑得有些急了,发梢都滴下汗珠。这条林间道偏僻静寂,平时无人到访,可那天偏偏就有人叫住他。

叫的不是名字,是带点轻佻的“小家伙”,一口纯正的伦敦腔。

Collins还没来得及抬头,一团东西就轻飘飘地扔过来,他下意识地接住,结果是团成一团的白毛巾,很干燥。他抬头看着那个人,他有剪短的棕色头发和深色眼睛,身材魁梧,随便地靠在山毛榉树上。

那人扬了扬眉。Collins笑了笑,用毛巾擦了擦头上的汗水,说,谢了。

顿了顿,又补上一句,早上好。

Farrier还是没有说话,Collins就又笑一笑,把毛巾扔还给他,继续晨跑了。天上一弯浅白的新月望着他。

直到当天下午,他们站在机场边缘为精彩绝伦的飞行表演用力鼓掌,飞行员摘下护目镜和呼吸罩,走出座舱,Collins才发现这竟是他早上偶遇的那个人。

同时他也肯定,Farrier在同一时间,从人群中看到了他。

后来Collins回想起这一次初遇,总是忍不住笑起来。很长时间以来,他都以为他首先折服于Farrier精湛的飞行技术和无比的勇气,但用了很久才意识到,他们发觉彼此的时间还在飞行之前。

那天Collins在Farrier的身上看到了明晰的未来,Farrier则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天空。

 

月光石号靠岸之后,Collins同撤回本土的陆军一起,从希尔内斯乘火车,经多佛尔到霍金格。这是福蒂斯机组起飞的地点,敦刻尔克撤退期间,他和Farrier四次往返的地方。可是第五次,他是在地面上乘火车回来的,而Farrier没有回来。

去往霍金格的火车上,Collins靠在椅背上枕着毛毯,做了一个动荡不安的长梦。

梦里他驾驶着油表破损的“喷火”,飞过天际狭长的云隙,没有方向,也不知道目的。他所知的最后一个数据,是油箱里的油还剩15加仑,却不知道现在距那时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。油好像总也耗不尽,他只能向前。

就像Farrier。

Collins在海峡中央飘荡的小船上,盯着天上那架战斗机。一边看表,一边粗略地计算油耗。当他心里的数字见了底的时候,Farrier调转方向,却不是迫降。

他俯冲向另一架敌机。

而梦里,Collins俯冲向与他那架拥有同样涂装的战斗机。他知道那是Farrier,能透过劳斯莱斯震耳欲聋的引擎声听到他蓬勃的心跳,与舒沉的呼吸。他通过无线电向他说话,得不到应答。他离他越来越近,突然那架喷火消失了,变成悬在机翼边的一弯新月。

 

Farrier曾在地图上,用铅笔画出这钩弯月。那是Collins来到霍金格的第二个月,马奇诺防线仍静如止水,德军的坦克已开赴阿登山区。在接下来的十天里,节节败退的消息不断传来,比利时溃败,佛兰德被围,德军向英吉利海峡逼近。

Farrier在写字台上展开一张地图,从霍金格起笔,五个军用机场,连成一道弧。他下笔很重,铅末洒在笔画的两旁,Collins轻轻给他吹了。

“英德必有一战,这就是英国的防线。”Farrier说,“夺得制空权就是胜利。”

《制空权》里的话,Collins当学生的时候读了许多遍,他接下去:“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战败。”

“我们会胜利。”Farrier笑了起来,灯光在深色的眼睛里漾开了,而Collins轻轻握住了他执笔的手。

1940年3月,Collins从克兰威尔毕业,被分配往霍金格。在那里迎接他的是新的战斗搭档Farrier,也是他实战中的第一个。Collins知道他此去便是出生入死,也知道会有个与他同行的搭档,只是没想到是Farrier,就像他也没想到,做一年级生时的那次相遇之后,他们还有再见的机会。在此之间,是一个瞬间的仰视,一个刻的相逢,不到半年的见习训练,每逢节日有去无回的明信片,以及断断续续若有若无的想念。

而这一次,他身穿深蓝色军装,笔直地站在Farrier面前,向他敬了标准的军礼之后,Farrier庄重地回礼,叫他Collins。

然后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拥抱。

而Collins以为会出现的那句Corn,则在很多年之后,成为了亲密到最深处时的一个音节。

他们大多数时间在东南海岸和海峡上空巡航,有时也飞赴法国,为联军提供火力支援。许多次穿过枪林弹雨,飞跃茫茫大海,听着无线电里的声音,渐渐地就能想象出另一个座舱里,护目镜后的那双眼,呼吸罩后的鼻梁、鼻翼和嘴唇。Collins慢慢地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了,Farrier也知道。

Farrier说Collins生来就属于天空,那双晴空一样蓝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但Collins只能也只敢把它当做一句欣赏的赞许。一触即发的战争和无处不在的死亡与分离,让他无暇也不敢去思考这样一份暧昧的感情。他们都死守着风声,不泄露,也说不破。

一守就是好几年。

Collins没有想到,许多年后,隔着漫长的光阴与消磨,他再次与Farrier拥抱的时候,这个拙于言辞的男人接着这句话头,说出了第一句给他的情话。

 

而Collins没有想错的一点,战争的确很快将他们分离。

 

回到霍金格后,Collins被临时编入一支飞行中队,不到一个月,又接到指示,北赴苏格兰,加入纵深部署。指挥官说他们是藏锋的利刃,是不列颠必须留到最后的精锐之师。

经过漫长旅途,呼吸到苏格兰冷冽空气的那一刻,Collins想起Farrier那天画出的防线,一钩纸面上的月亮。曾经说他们是月的尖锋的人,如今已不知所踪,而Collins自己也来到防线之后。

那天入夜,他学着Farrier的样子,一笔一顿,勾出那道新月。然后许了一个愿。

一天一次许愿,只要那道防线还在,新月就在。菲碧女神总有一天会听到。

而这时身在北威州战俘营的Farrier,在一张包裹机油瓶的报纸上,读到了一则新闻。1940年7月10日,德国空军越过英吉利海峡,袭击英国南部港口。

报纸是德文,Farrier懂一些,磕磕绊绊地读完,包括上面刊载的一段希特勒的演讲词。

“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战争,战争必将以交战一方的彻底毁灭而结束。也许,丘吉尔先生认为毁灭的将是德国,而我知道它将是英格兰。”

Farrier闭上眼睛,想起那天地图上的新月,Collins的希腊故事,Collins温热的手掌,他蓝如天海的眼和笑容。

“夺得制空权就是胜利。”

四下很乱,又很静,好像又回到霍金格空军驻地的那间卧室,年轻人站在他身后,灯光暖寂,只是没有人去接他的话。他就自己默默地接上:“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战败。”

可是RAF不会被击败。

Collins也不会。

 

“RAF是什么?”

在克兰威尔,Farrier这么问Collins。那时是四月一个罕见的晴天,草木初繁,空中偶尔掠过灰翅的鸟。Collins坐在双杠的一侧,一条腿耷拉着,另一条腿蹬着对面的杠子,歪着头,读一本书。Farrier悄无声息地从身后靠近,啊地一声怪叫,要吓唬杠上的小孩。

Farrier比Collins大了快十岁,很多时候却比Collins更像个二十出头的孩子。

Collins一点也没被吓着,甚至头也不回,反手一捞,就捉住了Farrier的衣领。他身子一拧,从杠子上跳下来,笑着,蓝眼睛里带着一点年轻人的跳脱和狡黠,望着Farrier。春日的尘土在他脚下飞扬。

Farrier尴尬地没话找话,眼睛上下扫了扫,最后落在他手里的书上:“什么书?”

“不是书。歌本子。”

“我看看?”

Collins笑了笑,把歌本子递给他,Farrier随手翻了翻,好些不认识的词,大概是苏格兰低地的地方文字。但Collins的连笔字流畅又好看,音符像白纸上的黑鹭,灵活地舒展着,似要飞起来。

“不认识。”Farrier还回去,漫不经心地说,“文化人,考考你,RAF是什么?”

年轻人眼里闪过一丝警惕,似乎知道这个不怎么正经的前辈又要拿自己开玩笑了。但他并没能很快地想通这个玩笑,于是答得中规中矩:

“Royal Air Force?”

Farrier放声大笑起来。

“是Rubbish,Aw,Fool。”

Collins沉默了一会,无辜地说:“我还以为是Rabbit,Alligator,还有——”

Farrier抢下话头:“Frog。”

他们一起在晴空下大笑,不远处一阵轰鸣,是飞机驶离跑道,冲向云天。

 

经过两个月的轰炸,伦敦几乎处处焦土。Collins静静地打量着这座城市,道路上嵌着新或旧的弹坑,房屋坍掉一半,酒吧老板把柜台搬到废墟外。满大街的人都说着Collins熟悉的腔调,它们曾经来自Farrier。这是Farrier长大的城市,他的故乡。

休整三天之后,Collins接到了来到伦敦后的第一个飞行任务。那天,日历圈出的日期是9月15日。

德国人展开了规模最大、最密集的一次空袭,以报轰炸柏林之仇。轰炸机在伦敦上空呼啸而过,掷下炸弹,整座城市都在坍塌和燃烧。以中队为单位的战斗机从硝烟弥漫的机场起飞,在空中抵御敌国的铁翼。

朱里奥·杜黑的理论里,轰炸机是夺取制空权的关键。既然如此,那么就用战斗机去摧毁它。

轰炸机的飞行高度被限制在三千至六千米,而战斗机远不止于此。Collins仍然驾驶喷火,这种战机长于灵巧与机动。当转速表和高度表都即将抵达极限的时候,他推动操纵杆,从高空俯冲而下。苍空开阔,眼前是炫目天光,好像回到克兰威尔,阳光映着舷窗,又像是那个四月的午后,Farrier从背后接近,无声无息,影子却泄露了秘密。

Collins尽量不去想Farrier,他却总不合时宜地出现在脑海里。他们之间不仅隔着英吉利海峡,几乎还隔着生与死。几个月以来,Farrier一直杳无音信,Collins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,也不知道下一秒钟,自己是否还活着。

在他们还有未来的时候,迫于局势,迫于悬在头顶的死亡阴影,迫于高过生命与爱的职责,暧昧不明的情愫没来得及辨清,也没来得及说出口。然而当未来像橡木桶一样被完全封闭之后,这些情愫在漫长的挤压中发酵成了爱情。

也等不到说出口。

 

Collins, 你能听到吗?

祝你好运。

Farrier留给他的最后两句话,一句是发问,一句是祝福。

可他当时都没顾得上回答。

 

那么,Farrier, 祝你好运。

 

Collins亲眼见证着一座城市的崩塌,又见它在废墟中挣命生长。民众自发组成防空队,胸前挂着哨子,骑着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,给路边的孩子扔下两三颗水果糖。有时候Collins蹲在马路牙子上,防空员也会给他扔一颗。

他起先会惊愕,然后就接住,仰着头笑一笑。年长的防空员叫他孩子。

有时炸弹突然袭来,来不及进防空洞,他会护着身边的孩子,跑到附近的最佳躲避位置,再在空袭结束之后一个一个送孩子们回家。孩子的父母道谢,他就很不好意思。

如果他们问他,他就声音很低,像是喃喃自语,说我是个飞行员。

人们会鼓励他:“加油。”

Collins想起乘月光石号抵达希尔内斯那一天,他褪下毛毯露出空军制服的时候,陆军士兵对他的质问。船长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,说船上所有人都知道你做了什么。

这些人给他莫大的慰藉,他不能垮,也不能输。不管是为了海峡对岸的那一位,还是为了这里许许多多的人。

空军的小伙子们白天战斗,夜里成群结队地去夜总会寻觅笙歌。Collins从不与他们同去,有人邀约,也只是回以温和的一笑。他更喜欢自己去小镇上那家常去的酒吧,点一杯威士忌,独自消磨晚间时光。后来酒吧被炸毁,老板露天支起吧台,他就晃着酒杯,背靠废墟的半面墙壁,看天上的云和星星。有时嘴里会哼起一支苏格兰民歌,这首歌有个好听的名字,是他家乡的曲调,也曾在一个雪天里唱给Farrier听,那时他们守在休息室的壁炉旁,炉火劈啪作响。

喝到微醉他就回去,那支歌不知道是唱在唇齿间,还是唱在心里。有时喝得多些,步子有点摇晃,好像漫天的星星摇坠下来。远处的街区落下一枚流弹,起了火,很快被巡防队员扑灭了。

机场白天被轰炸,夜间地勤和工兵的修补无济于事,只不过是第二天让德国人再炸一遍。空军能够使用的机场数目在急剧减少,同样紧缺的还有飞行员。年轻人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学校,奔赴战场,但军工厂紧急生产出的战斗机仍然缺少驾驶员。

这样多的生命坠于长空,坠于大海,坠于城市的土地,活着的人疲于战斗,可还是于事无补。

优雅的老船长的儿子,金发红毛衣少年的哥哥,福蒂斯长机。

Farrier.

一阵酒意涌上来,脚步晃一晃,Collins撑住街角堆积的用于灭火的沙袋,慢慢靠着沙袋堆坐下来。

他捡起一块红砖的碎片,眯着眼,在地上勾勒出英国的东南海岸线,海峡对岸的沦陷的法国,伦敦,伦敦前面五个机场,一道月弧。

这五个主要机场尽数毁于空袭。伦敦正面迎战,他失去了用以实现愿望的新月。

“Rubbish, Aw, Fool.”

Collins扔掉红砖,发着抖,把脸埋进沾满尘土的手掌里。一滴泪掉下来,落在掌心。

 

我们决不投降,绝不屈服。我们将战斗到底。*

 

掩护撤退的命令是5月26日,那时Collins和Farrier真正成为战斗搭档也才几个月时间。这次他们的战场是海峡。

“敦刻尔克?那很远啊。”Collins靠在机身上,双腿交叉,有点漫不经心的样子,眉眼却是绷紧的。

“想想那些要坐船回来的人吧。”Farrier说,“你可是飞过去。”

英国出动空军并不积极,海军也是。这四十万人本来就是要交代在海峡彼岸的,丘吉尔只计划撤回三万人,如果能到四万五已是万幸。德国装甲部队却下了停止行进的命令,只想依靠空中力量摧毁这个逃生的港口。他们的主战场就在空中。

26日至28日,福蒂斯机组共出航四次,巡航于海峡上空,掩护往来船只。他们周旋于空中的机枪和火炮,也亲见许多同伴坠落,海平面上沉下一座座钢铁坟茔。Collins和Farrier频繁地用无线电通讯,以飞机编号来称呼彼此,显得严肃而正式,又常说重复了无数遍的话。Farrier时常提醒Collins最基本的安全守则,Collins则会微笑,对他说,福蒂斯一号,我看到你了。

从走向战场的那一刻起,他的身边就一直伴随着这架飞机,和这个人。直到长机坠毁,他自己也迫降海面,福蒂斯一号仍然孤独地在天空中坚守。

而他在海面上,望着他,喃喃念着他听不清的话。

“福蒂斯一号,我看到你了。”

 

-He’s on me.

-I’m on him.

 

但这次他的身边没有他。

喷火的尾翼被击中,机身失衡,Collins感到一阵剧烈的震荡。他咬着牙,推动操纵杆,降入云层,再一转弯,甩开那架敌机的纠缠。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久了,需要跳伞,或者迫降。

飞机在下坠,转弯侧滑仪的指示球偏向一侧。他摘下呼吸罩,向下望去。下方是伦敦市中心,房屋排列俨然,如同广袤的田地。

云层之下的伦敦虽经空袭仍有色彩,五彩斑斓的民房,好像那天出现在敦刻尔克,五颜六色的船只。海峡另一岸的民众,从海滩来,从河口来,越过漩涡和风浪,穿过炮火,带着无穷的炽热与希望,来接他们远在异乡的战士回家。

Collins闭上眼,深吸了一口气。他重新带回呼吸罩,对着通讯器说,我准备迫降了。

他不知道如果死去,是与Farrier永远分离,还是重逢。

耳机里没有人回答。

 

海峡上空的那几次护航,也有好多凶险,好多次和死亡擦肩。但Farrier始终在一侧,他的声音夹杂着无线电的嘈杂悉悉传入他的耳,好像还连带着呼吸。他提醒他注意安全,注意有量,注意躲避。

而那一次,Collins驾驶着冒烟的喷火,在海面上成功迫降的时候,他知道Farrier仍在深深地注视着他。

 

机翼起了火,但引擎和电气设备还正常,油量也所剩不多。

他注视着疯狂震颤的仪表指针,竭力稳住操作杆,放下起落架。一声巨响,飞机跌进一所中学废弃的操场。

Collins打开机舱盖,风声凛冽。

 

我们决不投降,绝不屈服,我们将战斗到底。

我们将在法国战斗,我们将在海洋上战斗,我们将充满信心地在空中战斗。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,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,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,在田野和街头作战,在山区作战。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投降。

我们决不投降,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,我们远在海外的帝国臣民,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。

直到上帝所认为适当的时候到来,新世界拿出它所拥有的一切力量,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。*

 

Farrier不知道审讯过了多少个小时,他所有的精神和体力,都用来维持着一个念想。

德国人在伦敦的领空吃了亏,迫切地想探知英国空军的秘密,于是想起了战俘营里的这个高级飞行员。但使尽了各种手段,Farrier什么也不说,好像真的什么也不知道,他脑子里所有关于飞机和飞行的知识都在子弹打穿油箱的那一刻,随着那架喷火烧尽了。

Farrier知道他不能说。此刻所有的疼痛、饥饿、干渴,无时无刻的焦灼和思念,都警醒着他不再清楚和敏锐的精神,他绝不允许自己的一字一句,一举一动,对海峡对岸的那座岛屿造成任何一点可能的伤害。

至少,他的Collins还在那里。

一名士兵进来,解开铁链,把他押回牢房。Farrier知道又过去了一天。

他蜷在墙角,借着一点微弱的光线,用沾着血污的手从衬衣内兜里掏出一块折得整整齐齐的纸片,纸质糜软,边缘已经磨损,字迹也不再清晰。

这是和法国战俘一同被运往北威州的时候,封闭的卡车车厢里,一名年轻的法国战士把这张破损的报纸握进他手里。他只借着铁门关闭的一瞬间,穿过缝隙的那点阳光,扫了一眼,眼眶里就涌出了泪。

 

三十万五千英国陆军,回归本土。

“我们决不投降,绝不屈服。我们将战斗到底。”*

 

为期七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,三十万五千英国人因此获救,此后还会有一些法国人。Farrier记住了这个庞大的数字。

而他不知道的是,在他坠落当日,共撤退四万七千三百一十人,撤离速度达每小时两千人,创下英国战史的记录。

上帝允许了几十万人的生还,想必也不会介意再放他一个人的性命。

他要活下去。

Farrier想起Collins湛蓝如天海的眼,和他金发一样灿烂的笑容。

他要回去。

 

RAF是什么?

天空,家乡,你的眼睛,和你并肩,与信仰。

 

1940年9月15日,英国空军先后出动19个中队300余架战斗机,在伦敦上空迎战德军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,并取得空前胜利。丘吉尔将其称为“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、最为激烈的一天”。

1940年9月27日,德、日、意在柏林签订三国协定,轴心国正式形成。

1941年6月22日,德国进军苏联,开辟东线苏德战场。

1941年12月7日,日本偷袭珍珠港,太平洋战争爆发。

1942年1月1日,美、英、苏、中等26国在华盛顿在华盛顿签订《联合国家宣言》,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。

1942年6月7日,日本舰队战败中途岛。

1942年7月17日,斯大林格勒保卫战。

1942年10月23日,英军进军阿拉曼。

1943年9月8日,意大利投降。

1944年6月6日,诺曼底登陆。

1945年4月30日,希特勒自杀。5月8日,德军无条件投降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无条件投降。

 

希特勒先生曾有一个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,过去也时常有人这么盘算过。当拿破仑带着他的平底船,和他的大军在罗涅驻扎一年之后,有人对他说:“英国那边有厉害的杂草。”

当英国远征军归来后,这种杂草更多了。*

而现在,春草在横卧在这座岛屿之上的,战争的躯壳间,冒尖疯长。

 

战争中期,超负荷的飞行任务极大程度地透支了年轻的身体,Collins离开前线,前往安德福,成为战术课程的教官。他刻意避开了熟悉的克兰威尔,或许是为了避开那段不敢再重现的回忆。

但当他看到一张张稚嫩的脸,以及他们的学员肩章的时候,仍然会想起那个清晨,金棕色头发的飞行员靠在巨大的山毛榉下,给年轻的学员兵扔过去一条白毛巾。

有些人,怎么也避不开,到死也忘不了。

但是Collins始终没有得到Farrier的消息。纳粹德国投降,法国光复,战俘营解散,赴法作战的盟军战士回归本土,可是Farrier没有回来。西德和法国所有救助站的名册上,也找不到他的名字。

Collins想,他永远失去他了。

而那一句爱,将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。

 

他日复一日许下的心愿没有成真,但生活总要重新开始。

Collins搬进了学校安排的住所,在花园里种下丛丛簇簇的天竺葵,紫藤爬满花架。家里养着一只黑狗,是1941年初从爆炸的废墟里捡回来的,当时脏兮兮的,眼睛还没睁开,如今立起来也能扑到他的腰际。Collins叫她范妮,他一心扑在教学上,范妮总是安静地陪在他身边。

 

1947年4月,法国佛兰德的一家电影院里,一个男人独自坐在角落里的位置,在成群结对的小情侣中看起来有些孤独。他骨架很大,看起来曾经结实而健康,左眉角处有一道狰狞的伤疤,蔓至耳畔。

当电影的主题曲响起的时候,临近的人听到了这个男人抑在嗓子里的抽泣。

在北威州的战俘营,Farrier遇见了一个美国伞兵。阴暗的牢房里,他听他用奇怪的口音哼唱熟悉的曲调,这个调子Collins也曾唱给他听。

Collins说这是一首苏格兰民歌,美国伞兵却说这是他入伍前看的最后一部电影的主题曲。于是他讲起这个故事。故事开始于滑铁卢桥上,年轻人和美丽的姑娘坠入爱河。年轻人赴法作战,被德军俘获,报纸误传了他的死讯,姑娘在家乡迫于生计,沦落风尘。年轻人却在战后奇迹般地回来,与他的姑娘在英格兰街头重逢。

那时Farrier发着高烧,听到一半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那夜他做了一个久违的好梦,梦里他依然年轻、健康、没有伤病,驾驶着喷火,飞向碧蓝的天空,像飞进Collins的眼睛。

醒来后他记住了这首歌,和这个故事美丽的名字。

后来,在苏联西境的漫天飞雪里,他孤身一人,踏上南下的火车,不知不觉地就哼起这支歌的曲调。好像七年前的休息室里的炉火,一点一点从心里烧起来,橘红色的光滑火焰,温暖炽烈,映着年轻人的金发蓝眼,像将要融化的玉米布丁和奶油。列车自蔚蓝的天际下驶过,而他知道他要回去了。

那时他还不知道,这个故事有一个悲伤的结尾,因而坚信一切结局都会圆满。

 

他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当晚的船票,目的地是海峡对岸的多佛尔。

 

Collins坐在办公室里,桌上堆着第二天上课的教案。学生们都知道,这位教授身经百战,曾在不列颠空战中立下传奇战功。教科书上的内容和范例,他全都信手拈来,甚至他本人的经历比那些战例还精彩。但没人知道每一次的教案,他都会反复修改,直到每个细节尽如人意。

他用一支镶金边的钢笔,写文字注释,画战术图。这些让他平静。平面化的文字和图像,像是抽离了温度与感情,让他得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他所经历的一切。

但今天好像不一样。四月,暖风温煦,雏鸟鸣叫,扰得人心绪不安,好像有什么极为重要的事即将发生,阳光又偏偏寂静。

笔尖在纸面上留下一团污渍,Collins静了一下,收起教案本,从抽屉最深处取出一个笔记本。

皮面已经很旧了,纸质柔软。Collins轻轻翻开,好像翻开了许多年不忍惊动的岁月。墨色陈旧,侧坐在双杠上的青年回过头,冲着站在地上的人狡黠微笑。多年前林肯郡的阳光照进办公室,落在当年的一行行文字上。

那是他的人。

 

We twa hae paidl'd in the burn

Frae mornin' sun till dine,

But seas between us braid hae roar'd

Sin' auld lang syne.*

 

有人敲门,声音和节奏都有轻重,好像有什么小心翼翼地抑着。Collins随意应了声请进,这时间没有预约的访客,可能是某个突然来访的学生,可是听敲门声又不像。

 

And there's a hand, my trusty fiere,

And gie's a hand o' thine,

And we'll take a right guid-willie waught, 

For auld lang syne.*

 

脚步轻轻地响,一声,两声,可是没人说话。Collins没有回头,他的心里突然涌现出一种荒谬的欣喜与渴望,他拼命克制着这种感情,可它们不听话,澎湃着涌出心脏,溢向血管,充满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

直到那个人停在他身后,站定。Collins站起来,缓缓转身。

这是他的爱人。

 

遥远的海峡彼岸,不见天日的牢房里,他用一个石子,写Collins的名字,后来是在苏联红军的救助站里,精神紊乱,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,还记得在零散纸张上,写那个三音节词。再后来记忆恢复,逃出救助站,身无分文,没有证件,乘火车辗转欧陆,于1947年抵达法国,漫长的路上,只随身一个笔记本,一支笔,写他的爱人。

一天一个音节,计算他捱过的时间,丈量他未来还需等待的岁月。这个人的名字,写了一千遍,终于见到了人。

而拥有这个名字的人,为了他这一刻的归来,对着地图上的一弯新月,许下了几千个相同的愿望。

 

Farrier的目光在翻涌,海浪几乎要将Collins淹没,但他的声音没有波动:“你还在空军。”

Collins沉默着靠近一步,手指抚过他棱角分明的脸,抚过他左眉角到耳畔的伤疤。他在那个地方落下一个温柔的吻,然后把头埋在他的肩上。

同时男人用力勒住他颤抖的肩背。

“我属于天空。”

“我属于你,”Farrier说,“你在这里,而我回来了。”


<the end>

 

*摘自丘吉尔的演讲。喵的太喜欢这段了,读报的英国小哥好看,声音也苏苏苏,太喜欢了

演讲里还有一段写空军的话:

“在这次救援中却蕴藏着胜利。这个胜利是空军获得的。归来的许多士兵未曾见到我们空军的行动,他们看到的只是逃脱我们空军掩护性攻击的敌人轰炸机。他们低估了我们空军的成就。”


*歌词《友谊地久天长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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